孕妇死亡之后的名誉侵权诉讼

孕妇死亡之后的名誉侵权诉讼 2006-01-05 孕妇死亡之后的名誉侵权诉讼 来源: 《我打医疗官司》 ——新闻侵权?舆论监督? 案例简介　　 孕妇郝某在某县中医院临产过程中突发死亡引发医疗纠纷诉讼。因此又牵出吃请、红包及病历等医院管理问题，某报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又引发出了医生状告报社名誉侵权的诉讼，诉讼过程中又发生了若干本不应当发生的事件。　　 本案主题是关于名誉侵权，主线是新闻侵权与舆论监督的概念及鉴别。由基层医生状告省城大报并历经基层一中级一高级法院三审，在医疗诉讼中是少见的，同时还涉及到了医护人员吃请、红包及医院处方、病历等管理问题，也都是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　　 本案例和本书介绍的发生在另一家县医院的《变性的x光片》诉讼奇案，共同表现了基层医院普遍存在的严重管理混乱状况。　　 2001年11月13日起，2001年12月5日止，在3周时间内，《山西日报》的最大子报、山西发行量最大的晚报——《山西晚报》，刊载了4篇以‘‘山荫孕妇郝玉花横尸中医院”为总标题的连续报道，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发了一场新闻侵权与舆论监督之争的旷日持久的诉讼…… 　　 2001年11月13日《山西晚报》“山荫孕妇郝玉花横尸中医院”连续报道(一)：　　 好端端的人咋给死了? 　　 山荫县青年梁保国怎么都没有想到，他的家人临时安排的一次检查竞导致其怀有身孕的妻子郝玉花名丧该县中医院内。　　 11月2日上午，梁保国与怀孕的妻子郝玉花到该县人民医院做了一次例行检查。梁保国说，检查的大夫告诉他，郝玉花未到产期下周来吧。小梁与妻子从医院出来后到妹妹梁燕家休息。谈话间，梁燕建议哥嫂去山荫县中医院再做核查，核实一下。到中医院后，妇产科大夫魏玉枫接待小梁两口子，做检查后，魏大夫告诉梁保国郝玉花已超过预产期20天，再不生产，胎盘就会硬化，要求郝玉花住院催产，并保证说，当天下午两三点就可以生了。郝玉花当即在就诊病房内由魏大夫输液，等着生小孩。梁保国说他中午按惯例请魏玉枫、任大夫及几名护士在中医院对门花90元吃了一顿饭。　　 下午3时多，见妻子还没有什么动静，又给魏大夫送了200元的红包。魏玉枫说，赶四五点就能生下来了。到4时多，郝玉花说有感觉了，魏大夫让郝憋住气忍住，说宫口未开不能生。郝玉花照办后出现气闷的症状，魏又让其反复转身侧卧。一会儿后，郝玉花先是呕吐，之后家人发现其嘴唇发黑、双手发凉，接近昏迷状态。魏玉枫见状，先量孕妇血压，后进行抢救，并叫来同院医生孟悦会诊，后来该院几位领导接到汇报又都来到病房实施了抢救。然而不到下午6时30分，郝玉花已被确定死亡。　　 郝玉花一向身体健康，且已是第二胎预产，本应顺产，然而其等待迎接新生命的家属却等来个母婴双亡的结果。好端端的一个人死了，郝玉花的丈夫梁保国其全家人遭受了闷头一击。　　 2001年11月14日《山西晚报》“山荫孕妇郝玉花横尸中医院”连续报道(二)：诊疗过程疑问多　　 山荫县孕妇郝玉花死于该县中医院妇产科病房，其家属提出种种疑点，要求接诊大夫魏玉枫及中医院领导说个明白，但魏玉枫自郝玉花死后至今没有露面，医院的负责人也未能就此事做出准确答复。　　 死者的丈夫梁保国说，山荫县中医院医生的收入与业务成绩紧紧挂钩，看病卖药都有提成，而妇产科大夫收受红包已是惯例。山荫县人民医院大夫检查后认为郝玉花未到产期，魏玉枫却“挽留”郝玉花在中医院当天就人工催产，是否为了挣提成和红包而 “揽生意”，值得怀疑。　　 梁保国的妹妹梁燕说，嫂子郝玉花在中医院内输的什么药，由于没有处方及病历，家属们一直不知道；郝玉花出现紧急情况抢救时，前来会诊的内科大夫孟悦让魏玉枫将孕妇手臂上的液体另换一种药，魏把还未输完的液体瓶取下倒空，又换下已配好的另一种液体。等孟悦去而复返时，失声叫道： “老魏，你加错药了!”闻言后的魏玉枫紧接着又换了一次药。　　 11月9日下午，记者专赴山荫县中医院采访，多方联系均未能使魏玉枫大夫出面接受采访。11月12日下午，记者在太原拨通了魏大夫的手机，向其说明身份后，魏大夫说“我没有钱交手机费，你来山荫问吧!”随即挂断了电话，记者又连拨两次，都无人接听，死者家属所述的一些情况遂无从核实。从中医院几位领导处，有两点情况得以核实：第一，死者在中医院就诊期间确实没有病历，只有简单记录；第二，山荫中医院医生的收入确实与业务成绩挂钩，但具体制度文件由该院任院长保管，任院长当时不在，见不到。　　 内科大夫孟悦面对采访时说，他去为郝玉花会诊时下医嘱用药，但执行医嘱的是护士，是否存在换错药的事，她记不清楚了。　　 2001年11月16日《山西晚报》“山荫孕妇郝玉花横尸中医院”连续报道(三)：代号处方玄机何在　　 死者郝玉花在山荫县中医院被用了什么药物?其丈夫梁保国和亲属们因始终未见接诊大夫魏玉枫开具的处方而无从知晓，但是，即使拿到处方他们也从上面看不出药品名称，因为山荫中医院的药方“暗藏玄机”。　　 粱保国及另外的一些患者说，山荫中医院大夫开出的处方形式多为“代号处方”，如“妇科1号”“胃病2号”等等，若有变动则为“x科(病)x号，加(减)x药品”。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在山荫中医院郭增友副院长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见到了这种代号处方的“备忘录”。该医院另一位副院长对此的解释是“院长任广义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处方用代号书写是为了开起来方便、省时。而梁保国对医生开具“代号处方”目的的理解是：山荫中医院为了防止病人拿着处方去别处买药。　　 不管出现“代号处方”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处方剥夺了患者的知情权。患者从其上不可能看出每种药物的价格，有时候也不能清楚自己用了什么药。在郝玉花之死一事中，采用“代号处方”还为鉴定死因设置了障碍。况且，据郝玉花的亲属讲，郝玉花此次就诊根本没有能拿到处方复写件中留给患者保存的那一联。山荫中医院的这种做法究竟是偶然的，还是长期的?是管理制度上的混乱，还是故意而为?死者丈夫和亲属对此颇有怀疑。